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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多元景观

                  ——以马钰、丘处机为中心

李玉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王重阳顺应时代潮流，以“三教合一”为创教原则，立足道教，全面吸纳和融摄儒家和佛禅的思想养料，构建了对道教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都影响深远的全真道理论体系。全真徒裔们继阐了重阳祖师“三教合一”的重要思想传统，不过因思想倾向和个人禀赋之差异，使得重阳之后的全真“三教合一”思想呈现出多元景观。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近道、近儒和近禅三家，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钰、丘处机和王志谨。本文尝试以前二者为代表来系统梳理、阐发他们“三教合一”思想的表现及其理论特色。
关键词：全真道；三教合一；多元景观；马钰；丘处机

全真道是以“三教合一”这个基本的立教原则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总体来看，全真思想吸纳、融摄了儒家、佛禅和传统道教的诸多养料。不过，我们也看到，全真道士们因思想倾向和个人禀赋之差异，在吸收儒、佛思想时有自己的考量和甄选，而使得全真“三教合一”思想在重阳之后，呈现出多元景观。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近道、近儒和近禅三家，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马钰、丘处机和王志谨。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马钰和丘处机为代表来系统梳理他们“三教合一”思想的表现及其理论特色。

一、清静为体、参佛为用：马钰的“三教合一”思想

王重阳仙逝后，首先掌教的是马钰。马钰（公元1123—1183年），原名马从义，字宜甫，号丹阳。《分梨十化集·序》记载：“丹阳先生，系出扶风大辨之宗亲也，家财钜万，子孙诜诜，自幼业儒，不伪利禄，性好恬澹乐虚无。”[1]《重阳教化集·序》称，“先生本儒官名家，金穴豪士，自幼读书，聪敏之性异于髫竖辈。”可见，马钰在出家入道前是一生于豪富之家，而且饱读儒书、极富儒学功底的读书人。
入道后，马钰继承了重阳祖师“三教合一”的重要思想，不仅以“三教门人尽是予师父”，[2]而且提出“三教门人省悟，忘人我，宜乎共处茅庐，物外玄谈，句句营养毗卢”。[3]儒、佛、道三家共处茅庐，进行“物外玄谈”，把握三教义理的宗旨，领悟性命全真之妙理。在马钰看来，对真理的领悟并非三教中哪一派的特权，学习圣人智慧不应存门户之见，这其实是对其师王重阳三教平等一致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即便如此，马钰仍然认为，道家、道教的清静无为之法乃最上乘法，“道则简而易行，但清静无为，最上乘法也”，[4]鲜明地突出了马钰的道本位立场。
在继承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的基础上，马钰以“清静”为修道之目的。针对门人问，如何才能超凡脱圣、成仙证真，他的回答是“道家留丹经子书，千经万论，可一言以蔽之，曰清净。”[5]“清净者，清为清其心源，净为净其炁海。心源清则外物不能扰，故情定而神明生焉。炁海净则邪欲不能干，故精全而腹实矣。是以澄心如澄水，养炁如养儿。炁秀则神灵，神灵则炁变，乃清净所致也。若行有心有为之功，则有尽之术法也。若行无心无为之理，乃无尽之清虚也。”[6]通过清静本心，回归生命的本真，以“真清真静真心”来实现生命之超越。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马钰思想是对其师重阳“做修持须搜索真清真静真心”[7]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也是对早期道家清静、柔弱和传统道教重视精、气、神的回归。
另一方面，也是对禅宗思想的有机融合和吸收。“清净”本佛教用语，指清除妄念，至一念不生时，真性自然显露。从马钰所述“清静”来看，颇类似于佛教的“无念”思想，所谓“夫道但清静无为，逍遥自在，不染不着，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个彻底道人。”为臻于“清静”境界，马钰吸收了禅宗慧能南派的摄心方法，要求不拘泥于坐的形式，把澄心荡念扩展到修道者的全部日常生活中来，“行住坐卧皆是行道，诸公休起心动念，疾搜性命，但能澄心遣欲，便是神仙。”正如禅宗“禅不在坐”，马钰力斥只重打坐形式而忽略打坐的本质及目的。
此外，马钰还以禅宗的空无思想来阐释修道，要修道之人于“空无”中而“趣得”并“超越三界”。其《赠于瓦罐先生》曰，“但有形、必然有坏，休著有，自古来，著有有谁存在？好认无为无作道，无情无念，无憎无爱，无我无人，无染无著，无碍之心，能消业障，遮无无人还解悟，无中趣得，无生无灭，超越三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无心”之说，“无心者，非同猫狗，蠢然无心也，务存心于清净之域而无邪心也，故俗人无清净之心，道人无尘垢之心。”[8]马钰把心分为“尘心”和“真心”。“尘心”是有意念、有情欲的心；“真心”则相反，“心定念止，湛然不动，名为真心。” “尘心”和“真心”非两心，而是同一心的两种状态。“真心”是没有意念的心，所以也称为“无心”。“无心”就是体证内外混融，表里俱寂的空境。因而，修道者应悟无为，直取本性，即清静自性，休向外寻求，“三十六道引，二十四还丹，此乃入道之渐门，不可便为大道。若穷于炉灶，取象于龟蛇，乃无事生事，于性上添伪也。此皆误人之甚矣。”[9]在马钰看来，全真之道，只是不思不虑的无为：“仆问：‘吾师之道，有作为否？’师曰：‘无也。虽歌词中每咏龙虎婴姹，皆寄言尔。’”[10]也就是说，各种言象，种种譬喻，都只是方便，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一切有作，皆同虚妄，“人若行有心有为之功，尽是术法；若行无心无为之功，乃无尽清虚也。”这里，马钰充分吸收了禅宗心性本净的思想，而强调心性清静修“无心无为”的性功。
马钰主张把“清静”贯彻到一时一行的日常生活中去，因而有“内日用”与“外日用”，即内外功之说，“外则应缘，内则养固，心上忘机，意不著物，触处不生嫉妒，二气常要清静，一神自住。”不难看出，“内日用”的主要内涵就是澄心制念，炼气养神，注重心性锤炼；而“外日用”则是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的心念，在“外日用”的入世修行中，马钰必然要涉及到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总体来看，马钰对儒家表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为，“儒则博而寡要，道则简而易行，但清静无为，最上乘法也。”[11]也就是说，儒家思想虽然很广博、很丰富，但大多是关于仁义礼智信及封建伦理纲常思想，而相对缺乏比较精致的精神修炼内容，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反而是对人的天性和自由的一种束缚甚至戕害，使人无法生活在逍遥的境界中。马钰称儒家着意强调的“家庭”为“火院”或“火宅”，从皈依求道的角度奉劝世人早日醒悟，所谓“养家便是甘中苦，学道须知苦里甘，甘苦苦甘还省悟，出离火院住云庵。”[12]但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的人际关系时，马钰仍以儒家伦理为处事准则，“儒家云：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昔真人云以信结友以恩复仇可谓至矣。”[13]与马钰同时的早期全真道另外几位大师则表现了统合儒家伦理的强烈意向：刘处玄《仙乐集》就有“普劝诸公，先行孝道”、“和睦孝顺，胜似人情”、“治政清通，为官忠孝”。谭处端《水云集》则有，“为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行尽这般功德路，定将归去步云霞。”谭处端不仅表现了对儒家伦理的强烈关注，而且还一改马钰出家修行的主张，认为居家也可修行。这样的改动，似乎也表达了自马钰以下早期全真道各派的共同愿望，这一点，尤其在丘处机及龙门派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明显。

二、内道外儒、功行相合：丘处机的“三教合一”思想

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世称“长春真人”、“丘神仙”，继马钰、谭处端、刘处玄后掌教，为全真龙门派的创始人。据《南村辍耕录》记载，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县滨都里人也……生而聪敏。”[14]金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丹经自早年”[15]的丘处机年方十九，便“悟世空华，弃家学道。”[16]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谒王重阳于全真堂，请为弟子，重阳一见爱之，“与语终夕，玄机契合”。[17]金大定十四年（公元1174年）丘处机西入陕西磻溪、龙门，独自隐居13年，历尽艰辛，专志修道，大获成功，为他以后几十年的弘道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后，曾不顾七十三岁之高龄，携弟子十八人远赴西域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召见，赐号“神仙”，而且被命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教在元初的兴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他有高度评价：“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丘处机是全真教史乃至整个道教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道教的发展尤其全真道的推广、流布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他还留下了很多著述，如《磻溪集》、《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长春祖师语录》等。在上述著作中，丘处机把全真的修炼方法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继承并推进了重阳祖师“三教合一”思想的新发展。
丘处机平时兼学三教经书，赞同“三教合一”，在其作品中也有突出表现。如《磻溪集》卷一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18]并根据重阳真人“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19]的观点，提出“推穷三教，诱化群生，皆令上天合为”，[20]把儒、佛两家思想中有利于自己的内容纳入全真道，所谓“因时设教从人乐，三皇五帝皆祖宗”。[21]总体来看，丘处机比较注重吸纳和融摄儒家思想，在内外双修这两条证道之路中，更加重视外修、外行，因而显示出比其师王重阳和师兄马钰更为浓厚的入世倾向。
丘处机继承王重阳祖师“内修真功，外修真行”的理论，提出了融合儒道的“内外日用”的修道主张：“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22]以道为内，儒为外，将道教的修性与儒家的伦理相结合作为修道之追求。丘处机认为，在世俗生活中先人后己，舍己从人，克制自己遵守社会的人伦礼法规范，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感化别人，这是“外日用”；宽恕别人的过错，忍辱精进，心不为物役，情不为境牵，心中无思无虑，心体袒露，通过修心而让常性袒露，这是“内日用”。所谓“内日用”，其实也就是修心炼性，心性上做功夫。而“外日用”把上述两条资料结合起来看，就是：舍己从人，先人后己，克己复礼，以己方人，这些条目差不多已经涵括了儒家所述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可见所谓“外日用”，实际上也就是践履德行，丘处机强调内外双修，主张以道合德，实际上就是儒道结合，内道外儒。这种儒道贯通既是道教自创设以来的传统，也是贯彻、落实王重阳及全真教“三教合一”思想宗旨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吸收儒学方面，丘处机不仅远甚其师、师兄弟，更重要的是表现出自己理论之特色：如对儒家“仁”学就提出了独特见解，“仁者，生也。一点生机，鸟啼花放，山色波光，俱为造化含之，皆为真地舒之，尽是阳春。一念不生为仁体，万念皆圆为仁用。”[23]这是将道教的清静、佛教的圆融与儒家的仁学有机融为一体。丘处机还深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反对走极端，肯定儒家思想的过犹不及，如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太过不及俱失中。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24]“一阴一阳之谓道”出自《易传·系辞》，“太过不及俱失中”出自《论语》。“过”，是指超过“中”，“不及”是指达不到“中”，“中”是度、标准，是适中、恰到好处。中庸、中道、中行都是儒家处理问题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这里，丘处机巧妙地将儒家处理世界、人际关系的中道、人生智慧转化为探究宇宙人生的根本智慧和根本方法即阴阳之道，而“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正说明，这个贯彻三乘、含包万有的方法正是中道的“极高明”。
丘处机还经常宣扬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他在与成吉思汗会见时，“之所以告太祖皇帝者，其大概不过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杀，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贤”[25]在外行方面，他劝成吉思汗以“敬天爱民为本”，[26]不滥杀无辜，使人民休养生息，选用贤能充任中原地区的地方官员，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同，从而极大减少了中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全真道的一代宗师，其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当时任何儒生都难以企及的。丘处机对儒家的孝道格外重视。他收弟子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慈孝”，其弟子孟志源、夏志诚、祈志诚、李志源等都是以“慈孝”而出名的，从而也受到丘处机的厚爱。再如，当他听到老家山东的信士戮力将其父母的遗骸改葬至大茔中，无限感激，即赋《满庭芳》词一首，以志念并谢忱。其小序云：“余自东离海上，西入关中，十五余年，舍身求道，圣贤是则，坟茔罢修，考妣枯骸，孰加怜悯。迩闻乡中信士，戮力葬之。怀抱不胜感激，无以为报，遂成小词，殷勤寄谢云。”其词之下阙云：“关外至，皆传盛德，悉报微躬。耳闻言，心下感念无穷。自恨无由报德，弥加志，笃进玄功。深回向，虔诚道友，各各少灾凶。”[27]乡中信士代他行孝，他十分高兴又满怀感激，就这一点而论，其实与儒无异。
丘处机融摄并发展儒家思想，以致于任继愈先生认为全真道已经成为儒教的一个支派，“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28]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无论丘处机怎样融摄儒家思想，怎样推崇道德践履，肯定进德和修道的内在联系；但在大局上基本还能把握分寸。其一，是区分“道”与“德”，认为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丘处机及龙门派认为，“道”是本、是体，“德”是流、是用，“道”需要“德”来体现。《北游录》上说，“道虽幽冥难见，其可见者德也。”因为道体微妙难见，因而修道落到实处，就是积德，“是故学道以积德为大体，必有实德然后有所昧。”通过辨析“道”与“德”的关系，既巧妙地融进了儒家思想，又坚守了道教本位。其二，丘处机虽然重视积德和道德功行，但又认为一切功行不过是求道之资具，不可有所住著，他曾这样告诫弟子，“学道之宾主，不可不明也，学道是主，万缘皆宾。凡与缘接待，轻重尘劳，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资，无有不可为者，惟不可有所着，一有所着则失其正矣。”丘处机一方面肯定德行本身的价值，一方面又以德行为求道之资，认为所有的尘世行为都只有媒介和阶梯之价值，只不过是识心见性的手段罢了，而且它们的价值应该而且必须围绕修炼心性这个基本中心而展开。
丘处机在吸取、融摄儒家思想之外，也注意援引和兼容佛禅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内丹心性理论当中。“圆成无碍无知，信法界空空寂灭迹。又勿劳习定，安禅作用，偷闲终日，打坐行治。大理无时，真功非相，动静昏昏合圣规。无高下，但能通般若，总证牟尼。”[29]这段话表明，首先从思想上认同佛禅，进而才能把佛禅理论融入其修炼的理论和实践中来。丘处机吸收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观点，告诫门徒们要坚持心性的修炼，只有在心性上修炼，达到“识心见性”，才能真正从心理上、精神上出离苦海，免受轮回之折磨，从而享受“真乐“，“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殊不知天上真乐，乃真乐耳。”那么如何才能脱离“苦海”，出离轮回而享受“真乐”呢？在丘处机看来，便是保全其“真性”。所谓“真性”，是指人心的本性，认为它才是超出生死之永恒，而肉体是不能长生的，本来每个人的自心真性是无欠无余的，然而当人降临到世间，由于产生种种情欲，所以迷失了自心本性，只要悟出本性，便可成仙登真。丘处机在《长春祖师语录》中指出，“生灭者形也，无生无灭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出劫数之外，在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只要体认本来真性，便可超出生死，享受真乐。丘处机这种唯重修心见性超出生死的内修路线十分接近佛禅之道。
丘处机还引入禅宗“正念”、“邪念”、“虚空”等概念，要求道徒们树立正念，去掉恶念，以心体空寂为修炼的先决条件，所谓“性体虚空，方于正念”；若性体不空，则“阳神难出”，“阴神亦不出”。[30]不能做到心体空寂，则修炼难成，所以强调修炼时首先要“正意守持，一念不生”。[31]“人若性到虚空，豁达灵明，乃是大道。”[32]以人心性虚空作为体道之前提，不难看出禅宗思想对丘处机修炼理论之影响。其次，于虚空、一念不生处体悟真性，所谓“法轮初转，慧风生，陡觉清凉无极。皓色凝空嘉气会，豁荡尘烦胸臆。五贼奔亡，三尸逃遁，表里无踪迹。神思安泰，湛然不动戈戟。”这里可以看出，丘处机的识心见性理论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同小异；但与禅宗只有内日用而无外日用不同，丘处机及龙门派强调以外日用为先、内日用为后的步骤去识心见性，所以它反对单纯的顿悟，主张在渐修的基础上讲究顿悟，“有云：赫赫金丹一日成，学人执此言谓真有一日可成之理则误矣。本所谓功行既至，天与之道，顿然有悟于心，故曰一日成也。若果有不待功行，一日可成之理，则人人得师真一言皆可入于道，而祖师及诸师真又何必区区设教，化人修行，勤苦如此？”正是在内外日用的功行论基础上，丘处机认为，识心见性的“心”与一般意义上的心不同，是“平常心”。“平常心”这一概念是禅宗提出的，但丘处机赋予了它不同于禅宗的内涵。“平常心“不区分是非物我，“是非人我绝谈论，却返生前混沌。”[33]“平常心”逍遥自在，齐一生死，视万物为一如，超越于形而下的有形世界，具有昂扬高远的境界。“平常心”以禅宗的不动心为体，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用，以道教的本心、真心为底蕴，实现了形上与形下、入世与出世的统一。
从追求境界上来看，全真道所追求的也不是传统道教的延年益寿，而是成仙成佛。丘处机说，“吾宗之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此无上大道，非区区延年小术也。”在他看来，人生之意义和价值在于超离凡世，成仙成佛。丘处机这种超出一般生死、获得精神之解脱的认识，不能不说是受到佛禅“见性成佛”的影响，其《水龙吟·赞佛》坦承，“无高下，但能通般若，总证牟尼。”综上，丘处机继承并大力发展了其师“三教合一”的思想，他广泛融摄儒、佛理论，可以说，王重阳提出了“三教合一”之旨，而真正融会并对全真理论作出改革的是丘处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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