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语言传播方法的求善准则
谢 清 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厦门，361005）      
内容提要：道家传播思想在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突出地表现在对语言传播的批判性认知上。道家注重运用寓言、重言、卮言，体现其语言传播方法的求善准则。
关键词： 道家 寓言 重言 卮言 传播方法


道家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传播智慧，已成为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史不能回避的重要对象。郭志坤最早于《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一书中阐述了老庄的宣传思想。^[1]其后，台湾的关绍箕先生也曾在《中国传播思想史》中以“道家传播思想”为章名，探讨了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作品的传播思想^[2]。庄万寿先生的《庄子语言符号与“副墨之子”章之解析》阐述了庄子语言符号的特点^[3]。武汉大学的李敬一先生也在《中国传播史论》中深刻指出：“道家在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传播活动中的‘真’、‘善’、‘美’的概念，并且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弥足珍贵的。”^[4]因此，在力倡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多角度地研究道家的传播思想。
一、道家语言传播的真、善、美维度
道家以尊道贵德、虚静无为、去欲不争、返朴归真为品格，讲究自正自化，从而在内向传播、非语言传播、人际传播、行政传播等方面的思想独树一帜。本文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语言传播方面以管窥道家的传播思想。道家语言传播思想是通过“言”（“名”）与实，“言”（“名”）与“意”（“道”）关系的深刻阐释，表达了语言在传播中应当秉持真、善、美价值取向的立场。道家以“道”为自己论说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认为“道”集真善美与一体，非真不足以言道，非善不足以证道，非美不足以体道（合道）。从传播的角度而言，真是传播的出发点，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主体心态，都应当有精诚之真。善是传播过程顺利进行的法宝，传播中必须发生诸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我身心的关系等，传播当以“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5]（《老子》第六十章）为善，换句说，传播活动当“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社会、人生之本性，而无所忤逆。美是传播效果的评判原则，美是一种超功利的感受。鱼儿与其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悲壮，不如彼此体验“想忘于江湖”之乐。道家认为真正的传播当如没有传播一样，正所谓“至言去言，至为去为。”^[6]（《庄子·知北游》）
道家运用寓言、重言、卮言等语言传播方式，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其它方法，彰显了传播技巧，以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不过，这些语言传播方式还只是重在语言传播的工具理性，其实，道家更注重语言传播的价值理性和审美意境，那就是沉浸于“道”的体悟之中，忘我、忘言，准确地说，是生成了悟性之境。这种情况，道家称为“得意忘言”。“忘”既是悟道的途径，也是对语言广泛意义的完全统摄，而语言符号此时好像被抽干了意义似的，被弃之不顾。如果执着于语言名相，那就会阻碍对“道”之意的领悟。因此，“忘言”是道家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谈道家语言传播的求善准则。
二、寓言、重言、卮言：道家语言传播的独特方法
道家除注重语言传播的真实性以外，还关注传者与受者间的顺利沟通的方式方法，坚持“通畅性”原则，即“善”的原则，因此采用了一套道家独有的话语系统，这就是庄子学派所概括的“寓言”、“重言”、“卮言”。
（一）寓言：对语言传播模糊性的理解与运用
刘熙载于《艺概》中说：“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庄子的语言表达特点，他的后学概括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庄子·天下》）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慨叹说：“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庄子说话天马行空，怪诞离奇，犹如梦者呓语，常常令人摸不着头脑，然而却意味深长。“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同上）意思是说，庄子的语言叙述诚然宛转，变化多端，但不妨害其内在丰富真实的道理。也就是说，奇特的语言正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思想。庄子的语言虽然荒诞玄奥，但其含义却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寓言的表述方式是为了更好地承载日常语言叙述难以表达的信息。《庄子·齐物论》指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这其实是指出了语言的模糊性特点。语言并不像风吹洞穴那样简单，不同的洞穴吹出各自不同的声音，语言中栖息的意义往往是不确定的。模糊性首先是语言本身的特点，皮尔斯解释了生活中人们常常心中明了但却不能清楚地解释某种思想的这一现象。他说：“并不是由于解释者的无知而不能确定，而是因为说话者的语言的特点就是模糊的”。^[7]其次，模糊性也是语言表达的艺术，有时有意识地运用模糊语言，其传播效果反而更好。法国学者杜梅曾说：“如果说人类语言的许多表达不显现模糊性，我们就不能像现在我们这样运用我们的语言。”^[8]
在道家看来，“道”是玄妙难知的，语言只能描述现实世界的事物，而道是超然物外，是派生万物的存在，所以语言在描述道的时候常常是“强为之名”（《老子》第二十五章）。为改变这种勉强的状况，庄子学派广泛运用了“寓言”这种表述方式，借助寓言模糊而广阔的诠释空间，使“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不可名”（《老子》第十四章）且以恍惚窈冥状态存在的“道”得以有了自主敞开一个无限意义空间的可能。
庄子学派对寓言有着深刻认知。《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通常生活中自己父亲说儿子好，不如别人的父亲说好有说服力。同亲，我们借助他者来表达自己想说话，传播效果自然更好。《庄子·天下》曰：“以寓言为广”。郭象注之曰：“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9]成玄英亦疏之曰：“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10]相对于己言来说，寓言的影响更广。不过，寓言还有一个类似于隐喻功能，借助某物某事来说明另一物另一事。两者间有一定的相似性。老子就以水喻道，他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当然，还有以婴儿、山谷等来喻道的。不过，庄子学派的隐喻不以两者的相似性为基础，而是以“意义的盈余”即超出“能指”（或语言文字）的意义的方式来实现隐喻的。陆西星《读南华经杂说》就深明《庄子》寓言的要义，他指出寓言乃是“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寓言重在形象，通过语言描述的形象去把握其是寄寓的道理。庄子就借助“鱼之乐”，“庄周梦蝶”阐明了“天地与我并生”的“物化”思想。庄子寓言传播思想大体有三大特点：其一，只喻不议，喻中寓理；其二先喻后议，喻议结合；其三，先议后寓，议寓相连。^[11]
（二）重言：对语言传播稳定性的理解与运用
虽然从发生学角度而言，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但是一定约定俗成之后，特定的语言符号表达特定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语言符号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有了这种稳定性，就使跨越时空的意义传播成为可能。《庄子·逍遥游》曰：“名者，实之宾也”。语言文字是第二位的，只是客观事实的表现形式。“重言”乃是厚重之言，并不是指语言文字本身，而是语言文字承载的意义。虽然后人理解古人的意义有难度，但是通过理解历史进程，把握当时的语境与情境，是可能明白语言文字当时的意义，这个意义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像我们现在去阅读古文，还是可以读懂一样。运用传播符号学理论来说，语言符号具有“可传承性”。^[12]
“重言”字面含义是重要之言，即有份量的语言。不过，在《庄子》一书中，当有明道之言和重道之言两层含义。《庄子·寓言》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重言是指年长者（延伸为古代圣人）的话，并不只是年龄的年长，而是学识才德过人的年长者话。在语言传播中运用这样的话有助于增强语言的可信度。《天下》也说：“以重言为真”，世人常常相信“重言”是可信的，也可以理解为“重言”的意义具有真实性。老子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道”作为士人追求的终极意义，是永恒存在的。从古至今“道”之名就一直在传承着，而“吾”对道的把握，便是通过这个“名”（语言文字）来实现的。可见，言以载道，换句话说，“道”的意涵可以在“言”中得到相对稳定的保存。“重言”其实就是“道言”，亦即得道的圣人之言。唐代成玄英称“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13]宋代林希逸亦解释曰：“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14]《老子》书中就常常引用圣人之言，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老子》第二十二章）。还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就是引用《金人铭》中的句子。其实，与老庄同时代的人们早就有了崇古情怀。孔子明确表态说：“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亚圣孟子亦曰：“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亦言：“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先师从儒者后自言门户的墨子提倡“言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便是其中语言传播的第一表（根据）。儒墨两家所推崇的圣人大体只是三皇五帝。而道家则自创圣人谱系，将之推远至更为久远的上古年代。仅以《庄子·胠箧》为例，该篇中就载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等十二代圣人的传承谱系，试图强化自身语言的神圣性。不过，有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庄子》书中人们公认的尧舜禹、孔子等圣人往往成为庄子学说的代言人，他们在庄子书中俨然就是履践道家无为之道的圣人。此外，庄子学派自觉大量引述圣人著作之书和当时流传的名言警句。著作有《法言》（《庄子·人间世》引）、《记》（《庄子·天地》引）、《书》（《庄子·盗跖》引）等，名言有“野语有之曰”（《庄子·秋水》引）还有大量直接间接引用《老子》或先老学之言。总而言之，道家坚信“道”（意义）是可以通过语言来传播的，正因如此，道家特别重视“重言”，因为它承载着圣人历史实践的信息，这些都是后人进一步前进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上古道统（“道纪”）往往通过“重言”得以流传，能不珍惜吗？
（三）卮言：对语言传播创造性的理解与运用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还具有“强生成性”（即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生命力）、“二元组合性”（总是跟自己最毗邻的另一符号进行组合）、“非对称性”（同一符号可指称多个内容，反之多个符号可以指称一个内容）、“超时空性”（符号可以指称不在眼前的事象、没有发生过的事象、非物质形态的事象）等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语言符号具有变动性的特点。^[15]道家显然深明这个道理。《庄子·寓言》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卮是一种器皿，它空的时候是仰躺着的，装水到一半时是中立的，而装满时便倾。所谓“卮言”，第一种理解是日出日新之言。王先谦曾说：“夫卮器满则倾，空即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己无常主也。”^[16]同样一个器皿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情态，同样，同一个“言”（语言文字）在不同情境下会表示不同的意义；也可以说不同的意义可以用同一“言”表示。也就是说，“言”具有多义性。因此，人们运用起“言”就有了广阔的意义创造空间。还一种理解，卮言意为中正之言。陈景元解曰：“日出未中则斜，过中则昃，及中则明，故卮言日出者，取其中正而明也。” 而这两种意涵是相通的，因为变化不离其正，正是“卮言”的创造性所在。卮言在道家看来是道言，言道之言，此言乃无心之言，自然流淌之言，中正之言，日新之言，无可无不可的圆言，曼衍无终始、支离无首尾之言，耐人体味之言。^[17]对于语言的运用如此能达到信手拈来，随心所欲，那可以说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了，庄子便是这样的人。
成玄英疏云：“卮言，即无心之言。”“卮言，不定也。” “卮言”思想要求传者主体能够在言语时不抱成见。因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语言所指称的对象有其自在性，自为性，人的主观不能取代它，而只能“因其固然”。于是，庄子学派提出“言无言”的语言传播原则，即说出没有主观成见的语言。这样，终身说话，却好像不曾说；即便终身不说话，却也好象未尝没说。
语言的创造性源于世界运动变化的丰富性。郭象注曰：“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则曼衍矣，谁能定之哉！故旷然无怀，因而任之，所以各终其天年。”成玄英疏曰：“曼衍，无心也。随日新之变转，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万有，接物无心；所以造化之天年，极度生涯之遐寿也。”^[18]语言符号描述千变万化的世界，力求客观地反映事实，即“接物无心”，那么以这种语言传达的信息来处事，事与物都能各安其序，所以能“尽其天年”了。《庄子·人间世》曰：“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就是认为有心（为人）必有伪，无心（为天）则难以起伪了。
语言符号符除了如上所言的表述和理解功能、传达功能以外，还有思考功能，亦即语言激发人创造功能。语言符号承载的意义使受者在接受后在自身的情境中往往会生成崭新的意义。这是因为“思考本身也就是一个操作符号在各种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19]正因为思考才有创造性。不过，同时也可能带来破坏性。思考的同时往往被自己的主观偏见、成见、妄见所宥，不知不觉中干扰了信息的准确传播。故而应注意如下：
“卮言”要求公正以言。然而辩论往往是各执一词，为了战胜对手，常常运用诡辩等手法。庄子学派指出“人固受其黮闇”，“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论辩使人受偏执的迷惑。“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庄子·知北游》）明道的人不去论辩，论辩者不明道，故而辩论不如沉思。辩论对道可言，并不能越辩越明，但对于客观世界的诸事诸物诸象而言，则是智力所及。《庄子·徐无鬼》：“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知性无法认知的对象，必须依靠悟性之知了。道家反对辩论这种特殊的语言传播方式还因为辩论可能破坏人纯真的天性。《庄子·盗跖》曰：“辩足以饰非”。辩论者往往会竭力去粉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
 “卮言”要求力戒“溢言”。《庄子·人间世》引《法言》之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希望实事求是地传达“常情”，不没去传播“溢言”。“溢言”是过头话，不合实际情况的。要求不要去增加原来没有的方面，也不要遗漏本来有的方面，做到全面，客观、准确地表达实际情况。《庄子·人间世》强调指出：“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溢言的事情必须是不真实的，而不真实就没人信，没人信则传言者会遭殃。因此，语言传播敢不慎乎？作者进而指出语言传播如果不符实，可能会还来很大的危害。“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花言巧语和偏执之言都是“丧实”之言，都可能影响人们的喜怒哀乐，带来无穷后患。
因此，我们认为道家提倡和发扬的寓言、重言、卮言等语言传播方式，其实是一套系统的独特的语言传播方法，研究这种方法对于探讨中国传统语言传播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丰富人类语言传播方法的研究。
致谢:本文写作得到了厦门大学哲学系詹石窗教授的指教!
参考文献
[1] 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湾）正中书局，民国89年版。
[3] 庄万寿：《庄子语言符号与“副墨之子”章之解析》，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95~103页。
[4]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87页。
[5] 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37页,下引同书只注书名与章数。
[6]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765页。下引同书只注书名与篇名。
[7]转引自伍铁平：《再论语言的模糊性》，《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8]转引自伍铁平：《再论语言的模糊性》，《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
[9]（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539页。
[10]（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538页。
[11] 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50~152页。
[12] 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42页。
[13]（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538页。
[14]（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陈红映点校，云南人民出版社，403页。
[15]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8~45页。
[16]（清）郭庆藩：《庄子集解》第四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948页。
[17] 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31页。
[18]（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539~540页。
[1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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