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道教在上海的传播与发展 

丁　常　云 

　　文明而古老的上海，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春秋时期便成了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周时，太伯、仲雍来到上海，随之带来了中原文化，遂与吴、越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上海的古文化。这里民俗多信巫祝，传统的天神崇拜、山川日月崇拜和祖先崇拜均早有流传。 

　　道教最早传入上海的痕迹，是关于葛玄、葛洪活动的传说。“葛蓬墩，在金山卫西，其地多艾，呼为蓬，以灸病多效，俗传为葛玄遗种” (《松江府志》卷74)。葛仙翁(指葛玄)“每饮酒，则入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从吴王(指孙权)船行至三江口，阻风，船多漂没。仙翁船亦沉于松江，不知所在。吴王汉曰：‘仙翁有道，何不能济'。乃遣使求之。忽见仙翁从水上行来，衣履不湿，面有酒色，既见，言曰‘臣从伍子胥邀饮耳'”(《松江府志》卷62)。天师道传入上海是晋安帝五年(401年)，孙恩攻打沪读。《资治通鉴》卷111和112称，晋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一月“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以备恩”。明年“孙恩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孙恩进攻的沪渎，指松江(今苏州河)与黄浦(今黄浦江)会合“其将入海处，别名沪渎”。据《太平寰宇记》载：袁山松修建渎城在上海县东北百里沪渎江边。虽然，孙恩起义没有给上海地区留下什么道教活动的痕迹，或者什么道教遗迹，但是，可以推测，它对于在下层民众中传播的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上海西面的镇江句容茅山，经过几代高道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道教上清派。在上海西南方面的江西贵溪的龙虎山形成了天师道派的祖庭。因此，其后上海道教的发展演变都受到了来自茅山和龙虎山的影响。 

　　相传，三国时上海已有道观，首推钦赐仰殿，乃东吴孙权为其母国太所建；次为崇福道院，乃大将军陆逊为其母所建的一座孝感之庙，始为陆逊祠堂，故俗称圣堂。但是，这两座道观都很难找到具有文字的历史记载，确切的修建年代失考。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孙权之母吴氏和陆逊之母生前皆笃信道教，死后为其建庙，以示纪念，这也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孙权在上海建庙，还有其政治目的。东吴政权建立之初，被晋封为娄 (娄县)侯的陆逊便向孙权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拨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公元221年，孙权迁都武昌，称臣于魏，魏封为吴王，公元229年在武昌称帝。由此可见，钦赐仰殿所建时间当在公元221年以前，为上海地区所建最早的一座道观。 

　　上海历史有文字可考者始于唐代，道教历史也不例外。“唐代建皋阳庙于语儿泾东” (《上海文化年鉴》)。这是上海道教历史有文字可考之开端。次建石仙庙于杨思桥，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年)，有道人石姓结茅于此成仙(清宣统三年(1911年)里人周彝训重修)。宋代以降，所建日多。《松江府志》所载，建于松江的宫观道院就不下十余所。如“仙鹤观”是宋绍兴三十一年轻(1161年)处州天真观道士叶太真所请建。“丹凤楼”在上海城墙的东北角，始建于宋咸淳七年(1271)年，元末毁于兵，明万历年间重修。据《改建丹凤楼记碑》称：“道士顾拱元，鸠工庀材，重为伤治，加缀层轩于楹，洞三面以供瞻眺。”张弼有诗云:“扁舟北来海波渺，丹凤楼高海天下”。在上海城墙拆除之前，这座道观是上海名胜之一，也是道教正一派的一座主要道观。1913年上海拆城后，城上丹凤楼也被拆，现在新开河之南，耸立在人民路上的那座厚德大楼，就是当年丹凤楼旧址，旁边有一条路也叫丹凤路。 

　　元代的上海，因偏寓东南，远离大都，交通又不便利，是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于是，一些亡宋遗民和不愿为元朝高压政策服务的文人，违性权贵，逃避迫害的士人，以及赋性恬澹，喜爱田园风光，不想出仕的布衣，多选定上海，作为退身隐居之地，有的纷纷入道，藉道教来掩护，这为上海道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最有名的是元代杨维祯，字谦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进士，薄贯经史，雄于诗文。初任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后为江西儒学提举，还未及上任，遇兵乱，避地杭州。张士诚闻其名，想用他，杨维祯不肯去，并且复信斥责张士诚说：“阁下扭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 ?”还上书朝廷讽丞相达实特穆尔纳贿，怕遭受报复，就携家避祸至松江，在郡城迎仙桥西北筑草元阁隐居。也经常往来于华亭、上海间，与诗人王逢、张呈、张宪、马麟、朱木等游。之间的名胜古迹，他们无处不到，尤其是宫观寺庙，到则吟咏题诗。在上海有题顺济庙《丹凤楼诗》》，静安寺《绿云洞诗》，青龙镇任氏《来青·览辉楼诗》等等。他的《丹凤楼诗》如下：“十二湘帘百尺梯，飞飞丹凤与天齐。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接银河北平低。笑膺秋空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鸡啼。嫦娥昨夜瑶池筵，笑指蓬莱西又西。”丹凤楼上有宋陈琦手书的匾额，有元赵孟倾所书写的记事碑，又有杨维祯这首诗，时人称之为三绝。 

　　著名文人赵孟頫，湖州人，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入元以后，被荐为刑部主事，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固以疾辞，曾在松江道堂为道士，道号道渊。哥哥赵孟僩，宋末参加过文天祥的军事幕府，失败之后，隐身入道，后又皈依佛门，出家在松江本一禅院。他经常留连于松江、上海，为两地宫观寺院写下了不少碑额。如：松江南禅寺、普照寺，柳上崇福寺，上海丹凤楼都留有他的手迹，他书写的亭林宝云寺碑，尤为世人所重。此外，还有著名画家黄公望，也隐居上海，替入道门，开“三教堂”，寓于松江柳家巷，名为“一峰小隐”。松江的钱霖也是弃俗从道，更名抱素，自称泰窝道人。松江道士蒋清谷，也是一名以诗著称的文人。这些文人、隐士的到来，对正处于兴盛时期的上海道教无疑是一大促进。 

　　元代以后，上海周围的市镇，也随着上海的繁荣日渐发展。明太祖又很重视海外贸易，吴元年 (1367年)十二月，即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这时，倭寇屡次犯境，抄掠苏松沿海，登陆崇明，进入上海，杀人夺财，上海人民几遭劫戮，决心筑城御倭，大家自动出钱、出地、出力筑城，从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兴工，十二月筑城完竣。上海的城墙为抗击倭寇入侵，保障上海和江南人民的安全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祈求神灵护佑，经明朝廷批准，道教在城墙所废箭台上还建了丹凤楼、关帝殿和真武台等道观。其中，丹凤楼、真武台都于1912年，随着上海拆城墙、填城壕、筑马路，先后拆除。至今犹存的古城墙上的道观，那就是具有“大千胜境”之称的大境关帝殿了。现仍完整地保存在上海西门内之北城箭台上，供关帝，并有月下祠，明崇祯七年重修，清雍乾间复屡修之，嘉庆二十年建三层楼，道光六年总督陶澎题“旷观”二字额，十六年于东首建石坊，署总督陈变题“大千胜境”四字。三层楼房的大境庙，至今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旧城基上，为此，也保存了上海城的最后一段十几米长的城墙和一座箭台，成为上海城内的一处胜景。1982年，大境庙和古城墙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昔日的古城墙为保障上海人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古城墙上的道观也满足了广大民众祈求神灵保佑之愿。道观里的尊神，如：关帝本身就是一位护国忠臣，真武也是中国传说中的守护神，当时，上海人民把他们请来作为护城尊神，从心理上讲，是最适合不过了。由此也可见，道教在上海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是重大的。 

　　全真道传入上海，是在稍晚一点的元代。据《松江府志》，娄县有“长春道院”，建于元大德十年 (1306年)。道院名为“长春”，当是纪念全真龙门教祖“长春演道主教真人”邱处机之意。元至治元年(1321年)杨载撰《长春道院记》称：长春道院前殿祠事老子，其外两房，其后为堂，高下降杀，与殿相承。院之东北隅，曲径深窗，有池水眼竹之胜。道院由郑君主持。郑君，钱塘人，父为将军，戍守广陵。郑君原袭父职，但自幼学道，向往长春真人之炼气养真之道，于是，遁隐永嘉，师受道要，累年居于密室。父母双亡之后，远游至松江，见松江无为全真教者，遂有志结庵，买地二亩，筑室四间，度弟子朱道本等。后扩充为七亩，创建为道院。但是，长春道院其后的兴废即无查考。目前，还很少能看到从1321年后至1874年的五百年中有关全真派在上海的活动材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上海外贸金融业的发展，上海航运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南来北往的道士云集于上海，为图发展，他们大多募建宫观，立足上海。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杭州显真观道士王明真在北门外新桥朝阳桥(今浙江路、北海路附近)募创了全真道观“雷祖殿”。光绪八年(1882年)雷祖殿因马路拓修，需要拆迁，当时住持徐至成遂在今西林后路再建雷祖殿。后改称海上白云观，成为近代上海较为著名的全真道观。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道教逐渐衰落，清朝廷重佛抑道，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微弱，转向民间发展。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有道观二三十座。上海开埠后，江浙一带道士随从来沪谋生， 1869年，苏州道士曹瑞长首先领得上海县道会司颁发的“外方流道执照稽查”，正式开办道院。以后，上海道教发展迅速，道观纷纷建立，其中不少是外地道院的分院或下院。到解放，上海共有道观236座，道士、道姑3716人。 

　　随着道教在上海的继续发展，各种道教组织也应运而生。 1912年9月22日，江西龙虎山道教六十二代教主张晓初，应尚贤堂李佳白邀请来沪，在豫园萃秀堂召集了上海各正一道观以及苏州、无锡、常熟、松江、嘉定、镇江、川沙等地的部分正一道观代表举行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人会议”，提出“昌明道教，以维世道；以道为体，以法为用”的组织宗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本部上海总机关部。但始终没有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以及开展活动。同年，又成立上海正一道教公会，代理“中华道教总会本部上海总机关部”的事务、此后又成立了中国道教总会、中华道教会、上海市道教会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解放前，由于战乱频繁，上海道教的宗教活动也日趋萧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海道教本着“济世度人”的宗旨，成立了“义务诊疗所医院”，为民义务出诊施药，院址设在白云观。 

　　解放后，成立了上海道教全真、正一两派真正取得联合的地方性教会组织——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道教的宗教思想也随着国家的各项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全真、正一两派门户之见也有所消除，出现了各派之间彼此尊重、相互团结的局面，上海市道教协会 (筹)成立后，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在宗教政策感召下，除了在“文革”中被迫停止工作十年以外，其余时间里，为了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团结广大道教徒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宗教工作中拨乱反正取得初步成效，上海道教的各项活动又开始走上了正轨。先后相继收回了白云观、钦赐仰殿、圣堂、东岳观、龙王庙、三元宫等道教宫观，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为了抢救道教文化遗产，上海道协邀请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白云观的明代铜像作了修复，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邀请对道教有见识的学者、居士和道长们发表演讲，还对丰富多一彩的道教斋蘸仪式和宗教音乐作了录像、录音整理，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过多年筹备，上海道教协会正式成立，并于1988年12月成立了道协文化研究室，出版《上海道教》刊物。上海道教界人士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都信心百倍，表示要为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统一祖国大业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