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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时间:2010-06-23 16:0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来源:中国宗教网 作者:四川大学  郭武
 
 

 

    全真道兴起于宋金之际,元初士人徐琰撰《郝宗师道行碑》曾评论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今人陈垣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认为全真道迅速崛起的原因有三条:“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陈垣先生所谓“异迹”,实属各种宗教借以吸引世人的神秘形式,而所谓“畸行”与“惠泽”则属全真道“苦己利人”精神的具体表现。

  在书中,陈垣先生曾列举了数则早期全真道徒“畸行感人”与“惠泽德人”的事迹,其中一则为李志常在“贞祐之乱”中不计前嫌而舍身救民的义举:“公(李志常)至即墨之山东,属贞祐丧乱,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数百人,寇至则避其中。众以公后,拒而不纳。俄为寇所获,问窟所在,捶楚惨毒,绝而复苏,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环泣而谢之曰:‘吾侪小人,数百口之命,悬于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纳之怨,以死救之,其过常情远甚。’争为给养,至于康调,迄今父老犹能道之。”另一则为李志源在饥荒岁月“辟谷数旬”以济民的善举:“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在,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李志源)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

  这种先人后己而济民、舍生忘死而救民的举动,无疑属于“苦己利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李志常、李志源的这种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的修养,而是与全真道的教理教义有关。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在《重阳教化集》中认为,欲得道成仙则必须兼修“真功”与“真行”。所谓“真功”,具体内容为“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而所谓“真行”的内容则为“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及“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等。此外,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要求信徒:“第一先须持戒,清净,忍辱,慈悲十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其中的“济贫救苦”、“先人后己”及“忍辱”、“方便”等,实质精神即为“苦己利人”。

  王重阳之后,早期全真道的领袖们也多对其信徒所应持守的规范进行过阐述,如丘处机《长春真人规榜》曾规定“出家”信徒的生活原则为“见性为体,养命为用,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又说:“在众者常存低下,处静者勿起尘情。所有尘劳,量力运用,不可过度。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每计庵粮,不可积剩。治身衣物,不可贪求。或常住之物有余者,济赡往来经过贫难之士。”这些规定及劝诫的内容就与“苦己”、“利人”有关。类似的说法,在“全真七子”留下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总之,正是由于全真道教理教义中“苦己”、“利人”的种种说教,才有了李志常、李志源等“畸行感人”、“惠泽德人”的行为。只是这类行为并非始于李志常、李志源之辈,而是在“全真七子”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为其师王重阳守丧期间就已开始。如马钰在大定十二年至十八年(1172-1178)间一直过着苦行头陀式的生活,“衣不服绢,手不拈钱,夜则露宿”,力图以苦行感人。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中、陇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投归全真门下,故《金莲正宗记》卷三曾赞之:“数十年卧霜眠雪,几万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莲最先放彻,五篇秘语独自传来。”谭处端乞食于河北一带,某日遇一狂徒以拳相击,致血流齿折。路人皆为他愤愤不平,“欲使讼于官”,而谭却“容色不变,吐齿于手”,并说:“谢他慈悲教诲。”(《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二)这种态度,实是王重阳所倡“忍辱”的表现。又据《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记载:刘处玄返乡探母时,曾遭诬告杀人,但他却“不辞而就缚”;后来杀人者自首,他才“得以免缧绁之刑”。这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承受不白之冤的做法,真可谓“忍”之极限!早期全真道“苦己利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所为,则不仅是“苦己”,且更有“利人”的意义。据《元史》及《蒙鞑备录》等书记载:蒙古人征服中原时,其征服方式极为残暴,“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面对“拔城必屠”的蒙古军队,面对“河以南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悲惨局面,为了救生灵于涂炭,怀着“欲罢干戈致太平”信念的丘处机曾不远万里、历尽艰辛,西行前去面见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杀为劝”,终使成吉思汗下诏命令蒙古军队“不杀掠”。这次被史家誉为“展臂拒摧峰之岳,横身遮溃岸之河,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的西行壮举,为全真道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史载丘处机东还时,曾出现了“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瞻礼者塞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的动人场面。

  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曾以“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被称为全真龙门派“中兴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订的“初真十戒”,即有“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广济群生”、“不得败人成功、离人骨肉,当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不得谗毁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美善、不自伐其功能”、“不得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等内容。也就是说,早期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后世全真道中得到了大力的弘扬。

  全真道的“苦己利人”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意义。不过,我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之说,而应有符合新时代观念的诠释。如对于“苦己”,不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也不必纯以全真诸子的种种“苦行”来认识它,而应多从抑制人身欲望膨胀这个角度来诠释它。又如对于“利人”,不应像刘处玄被诬告杀人却“不辞而就缚”那样完全无条件地去做,而应守住一条符合大众利益的“底线”。总之,如果我们能对其进行较好的诠释和引导,则全真道所倡“苦己利人”精神将有益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单位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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