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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与道教孙芬 （一）端午节的巫觋气息 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三大节日之一，在民间有着重要影响，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女儿节”等，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称呼，与人们对端午节的理解的不同角度有关，比如将端午节称为女儿节，是因为端午节时“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经嫁出去的女儿都要回娘家去，因此又将端午节称为女儿节；另外，因为端午节的正时是午时，此时日在中天，所以又称为天中节等等。 端午节不但在称呼上有着不同，而且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在我国的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山西一带就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产生的，《琴操》中说：“介子绥割腓骨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另外，在古代的吴楚两地，也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人们都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对曹娥或伍子胥的纪念，其中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被吴王赐死后投于江中，成为涛神，而曹娥是东汉时期的孝女，为了拯救溺水的父亲而昼夜沿江哭泣，最后投江而死。尽管对于端午的起源有着各种看法，不过人们普遍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且这一说法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了，但流行的说法未必就是准确的说法，近现代的许多学者指出关于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晚期，比将介子推和伍子胥与端午节联系起来要晚得多，而且这一说法只是到了隋唐以后才逐渐被普遍接受，此外，关于端午节时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也是隋唐以后的事，因此，端午节最早并不是出于对屈原的纪念，他们进而指出端午节的起源及其众多习俗与古人对夏历仲夏诸多天气现象的恐惧所产生的禁忌有关，端午节早期带有较强的巫觋气息，只是到了后来才向兼有纪念屈原的综合性质的节日转变。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将端午与禁忌联系起来，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是极为不吉的一个月，《礼记·月令》中说：“（仲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生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刑事毋行，以定晏阴之所成”，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五月是“阴阳争，死生分”的一个特殊月份，出于对入夏以后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各种巨大变化，人们心理上有诸多的恐惧，从而产生了“掩身，毋躁，止生色”等诸多禁忌，而五月初五的“重五”日更是恶月中的恶日，先秦关于五月五日的这一看法为后来的人所继承，并且在汉代时得以凸显，西汉时期人们仍然视五月为“恶月”，东汉以后，范晔的《后汉书》以及应劭的《风俗通义》等都多次提到了五月五日的习俗，五月初五的禁忌也发展得越来越多。比如，古人认为瘟鬼和五毒等不祥因素都是集中在五月初五这一气候转换较为显著的时间出笼的，因此，在这一天产生的小孩都被视为不祥之物，《风俗通义》中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的说法。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田文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父亲田婴说“五月子，长与户同，杀气父母”，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小孩会给家庭以及父母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要将他扔了，是他母亲不忍心将其抛弃而偷偷把他抚养长大，这才成就了以后的孟尝君，这种抛弃五月子的风气在以后的书籍中也有所记载，《太平御览·时序部》引《宋略》说，王镇恶因为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因此家人欲弃之，与此相似，《孝子传》中也说“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汉代甚至用食用枭羹的方法来解除人们内心对五月子的恐惧，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除了对五月子的恐惧和禁忌外，古代五月还忌讳造屋和晒席，《风俗通》中就说：“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广知》中也说：“俗讳五月上屋，云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另外，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还提到人们有五月五日不汲泉水的禁忌，以避免井毒的侵害。总之，在人们心目中，五月是个极为不祥的月份，一进入五月，人们就开始采取措施积极驱毒辟邪，尤其是在初五这一天，其方法不仅有医药上的，还有宗教性质的，这就使得端午节本身带有较为浓厚的巫觋色彩，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在全国百姓中间取得了共识，人们对端午的认识在禁忌之外又加入了更多的娱乐性质，而且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端午节驱毒辟邪的本来面目被遮盖。 （二）道教对端午节驱毒辟邪的影响 正像刘仲宇教授所说的：“端午是一个复合的节日，时令、娱乐、饮食、辟毒已溶为一体”，而且它又“有很强烈的辟邪、辟毒的巫觋气息”，那么，从巫文化发展而来的道教也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其主要方面看来，主要是从辟邪、辟毒的角度对端午节产生影响的。端午节的各种习俗活动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采药祛病的卫生活动，一是辟邪、驱毒的宗教活动，一是赛舟竞渡的娱乐活动，其中的辟邪、驱毒活动主要有系丝避瘟、贴天师符、悬挂艾虎与菖蒲、饮雄黄酒等。 首先就系丝避瘟来看，古代人认为流行疾病的产生不但是由于四时的恶气所致，更主要的是因为鬼神作祟，而在端午节用五彩丝系臂就是一种解祟的方法，《风俗通义佚文》中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这种五彩丝又叫长命缕、续命缕等，它的颜色有青、赤、黄、白、黑，是按照阴阳五行的观念确定的，古人认为青、黄、白、赤、黑就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相辅相成，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只要五行齐全，一切毒物邪鬼都会对其避而远之，因此系戴上五彩丝就能够驱邪避役、长命百岁，道教中道士作法时所布的五色旗也是依此原理。 早在北宋时，民间就流行端午画天师符，明清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据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到端午节，“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可见，明清时期粘贴天师符咒已经成为端午节的通例，甚至直到现在，江南一带五月刚开始就在厅堂内张贴天师符、韦陀镇妖图、钟馗捉鬼图等，直到六月初一才取下来，对此情景，张春华作诗说：“岁岁新符换旧符，羽流托业又门徒。筠笺劲达龙蛇气，挥洒朱毫灿画图。” 在门上悬挂艾草、菖蒲，是端午节驱邪的另一种方法。《荆楚岁时记》中说，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光着脚踩踏青草，预防病痛，还要采集艾草，将其扎为人形或虎形，悬挂在门上，这样既能借艾草的香气辟毒，因为艾草煎汤洗浴能治某些皮肤病，而将干艾草点燃后其烟雾可以驱蚊蚋，又能借老虎的威势吓退邪鬼，因为据应劭《风俗通义》中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人们除了将艾草编成虎的样子外，还会用彩绸剪成小老虎的样子，贴上艾草，佩戴于胸前，女儿家将其挂在头发上，或者将其作为钗头，因此艾虎在民间端午节中扮有重要的角色，是人们辟邪的重要饰物。除了艾虎之外，古代民间还又悬菖蒲的风俗，《燕京岁时记》中就记载端午节有用菖蒲、艾子插在门旁，以禳解不吉之物的作法，有时人们也将菖蒲种植在花盆中，在端午前后摆放在门旁，另外，还有用菖蒲雕刻成天师驭虎像的作法，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说：“仲夏五日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而以菖蒲入酒和沐浴的作法，更为常见。对于菖蒲的药用功能，《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中有所记载，认为它具有芳香开窍的功效，能治疗耳聋、疼痛等病症，道教对菖蒲也有较高评价，《道藏经》之《菖蒲传》卷中说菖蒲是“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并详细介绍了菖蒲的采摘、炮制、服食的方法。葛洪的《抱朴子》中说韩众（终）服食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冬天不穿衣服也不觉得寒冷，一天能记住上万言；商邱子没有娶妻，只是食用菖蒲的根，从而能够不觉得饥饿，也不会变老。另外，《神仙传》中说咸阳的王典食用菖蒲得以长生；而安期生采一寸九节的菖蒲服用，就能得以成仙，总之，在道士看来，菖蒲“有五德以配五行”，久服就能“役使万灵，精邪不近，祸患永消”。 道教对端午习俗的影响也体现在饮用雄黄酒这一点上。从唐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在端午节时都有喝雄黄酒的习俗，《燕京岁时记》中说，每到五月，“自初一日起，取雄黄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和雄黄酒相类似的还有朱砂酒，冯慕冈的《月令广义》云：“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余酒染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实丹砂也。”可见，朱砂酒与雄黄酒的功效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朱砂酒没有雄黄酒那么常用，尤其是经过《白蛇传》的传播之后，雄黄酒更为人们所熟知。雄黄、朱砂是道教重要的丹药，朱砂还是道教书写符箓的原料，陶弘景《登真隐诀》中说“若书治邪病符，当用虎骨真朱合研，研毕乃染笔书符”，道士用朱砂就是相信它有辟邪却鬼的神秘力量。至于雄黄，在《图经衍义本草》中说它列“玉石部中品”，具有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的功效，对于雄黄酒，《道藏》之《神仙酒炼雄黄》说服用过之后能使“腹中三虫伏尸皆去，心开目明，使人有威武，入水辟蛟龙，入山辟虎狼，入军辟五兵。”正是道教对雄黄酒功效的夸耀，使得民间十分看重其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端午饮用雄黄酒辟百毒的风俗。 此外，端午节时小孩要佩戴香囊，传说也有避邪驱瘟的作用，关于端午赛舟的习俗，早期在民间认为是为了用龙船将“瘟病”赶快送走，也与驱瘟的目的分不开。 可见，端午节不论是系五色丝还是悬挂菖蒲、艾草，贴天师符，喝雄黄酒等，都是出于驱邪辟毒的动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离不开受到巫文化熏陶的道教的作用，因此，端午节与道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看龙舟比赛的同时，不要忘了端午节最初的本意，更别忽视了道教对这一节日的影响。 (责任编辑：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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